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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贯的丁玲与善变的周扬

热度0票  浏览4次 【共0条评论】【我要评论 时间:2017年6月15日 11:44


2017-06-15 09:58:20  来源:理想閤  作者:文贝

  人与鬼的区别在于,人永远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,丑恶的一面则藏在最阴暗的地方。鬼则把自己的善恶毫无保留的表现出来,做坏事人不知道,你做坏事鬼知道。给人画像只能画出表相,给鬼画像却可以入木三分,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鬼。比如瘦骨璘峋的是饿死鬼,脖子上吊条绳子的是吊死鬼。黑面身材高大的黑无常,白面拖着根哭丧棒的是白无常。眦牙裂嘴的是厉鬼,哭哭啼啼的是怨死鬼等等。

  新中国文化界“精英”式人物很多,郭沫若(全国人大副委员长)、周扬(中宣部副部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)、阳翰笙(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,中国文联副主席)、夏衍(文化部副部长)、田汉(文化部艺术局长)、沈雁冰(文化部长)、巴金(政协副主席)、老舍(全国文联主席,作协副主席)、丁玲(中宣部文艺处长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)、胡风(全国政协常委)、王蒙(文化部长)、林默涵(文化部副部长)、贺敬之(中宣部副部长、文化部代部长)、陈荒煤(文化部副部长)、魏魏(北京军区文化部长)、周巍峙(文化部代部长、中国文联主席)、刘白羽(总政文化部副部长)等等。社会变迁反复带来的是各类人的此起彼落。有人见风驶舵,左右逢源。有人一根筋到底,坚持自己的信念。周扬和丁玲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。

  文化界人士若论活跃度的话,周扬堪称第一。这位创作成绩并不太突出的文化人士,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突出的表演。

  “左翼”的周扬

 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周扬是著名的左翼人士,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(接替了被捕的丁玲),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,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,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,对当时的左联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  “四条汉子”( 周扬、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)之名出自鲁讯之口。鲁迅在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中这样描写:“去年的有一天,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,到得那里,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,从中跳出四条汉子:田汉、周起应,还有另两个,一律洋服,态度轩昂,说是特来通知我:胡风乃是内奸,官方派来的……这真使我口呆目瞪。我的回答是:证据薄弱之极,我不相信!当时自然不欢而散……”。

  一方面是周扬当时所宣传的 “国防文学”与鲁迅倡导的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口号有冲突,后来被定为 “左”、“右”倾机会主义路线。另一方面周扬带头反时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、行政书记的胡风,而胡风的人品和学术思想受到鲁讯的欣赏。

  延安的周扬

  抗战爆发后周扬赴延安,先是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这个并不受人重视的职务。当时边区文协由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掌舵,哲学家艾思奇,诗人柯仲平和作家丁玲担任副手,没有周扬的位置。直到1940年,周扬才当上了鲁艺副院长(院长吴玉章),并且由于在办学方向上受到批评。

  1942年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后,周扬幡然醒悟。他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长文《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——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: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》,不仅全面否定鲁艺以往的工作,而且开始以革命意识形态指导文化文艺工作,受到毛泽东的重视,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。此后周扬的风头盖过了其它人,进入党的宣传机构。

  新中国十七年的周扬

 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,周扬都是党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中宣部二号人物(一号人物主要是陆定一),是文艺界的最高领导。并在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。

  这一期间的周扬可谓春风得意。早在1954年,周扬就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《我们必须战斗》。反右时又把丁玲等打成反党集团,还把一大批文化文艺界人士打成右派。

  他是1964年彭真领导下的“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”成员,当时对文化文艺界的批判都是他负责的。从批判戏剧界的“鬼戏”和“投降戏”,到文化界作品的批判。一大批被点名批判的文艺界知名人物和学术界及领导人如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、邵荃麟、齐燕铭、杨献珍、冯定、周谷城、孙治方、翦伯赞、邵荃麟等受都发生在这一时期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周扬逢会必检讨的原因。

  新中国建国十七年间,是周扬威风八面的时候。

  文革中的周扬

  随着彭真文革小组的被解散,宣传文化口领军的陆定一和周扬开始失势。周扬由批判者变身为被批判者,成为“文艺黑线”的代表人物。

  他奉行投降主义的“国防文学”口号被揭露,与鲁讯观点不同变成了对中国文化旗手鲁迅的“恶毒的围攻”。他的一篇文章被指认为“一个煽动反革命分子向延安红色政权进攻的系统的反革命纲领”,他反右中的积极表现被说成是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目”,积极开展文化革命被指反对党的领导、直接向党进攻。

  最著名的文章有姚文元的《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》、武继延的《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》、 许广平的《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》、辛文彤的《评周扬反动的“全民文艺”论》、复旦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《周扬和“野百合花”——评一九四二年延安的一个反党事件》、东锋的《周扬在阶级斗争中的反革命真面目》、郑季翘的《彻底清算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》、清华大学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《“国防文学”就是卖国文学——揭穿周扬“国防文学”的反动本质》等。

  周扬的被批判源于以彭真领军的“京派”与姚文元领军的“海派”文化论战。随着彭真的落魄和张春桥、姚文元的得势,周扬终于从天上摔到了地上。

  文革后的周扬

  1975年周扬复出,并在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当选中央委员。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、中国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,重新成为文化界的领军人物。

  1979年,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,在《继往开来,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》的报告中,不仅总结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,还总结个人工作中的失误教训,对遭受不公正批评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。

  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形成了许多学派。以冯友兰、梁漱溟、季羡林、启功等老一代文化人为代表的新文化学派,主张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。以于光远、周扬、胡绩伟、吴江、王若水、杨西光、阮铭、孙长江、苏绍智、鲍彤、于浩成、张显扬、严家其等为代表的“理论务虚会派”,主张“西化”。以贺敬之、魏魏、刘白羽、欧阳山、玛拉沁夫、李尔重、马锋、魏传统、吕骥、姚雪垠、夏征农等为代表的“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派”等。

  由于于光远、周扬、鲍彤等很多人物都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层的智囊,多次为邓小平、胡耀邦起草讲话稿,成为当时的主流派,基本引导着当时中国的文化走向。

  由于观点的不同,文化思想界展开了较长时间的论战,在几次标志性事件中完全对立。包括《中流》杂志问题、电影《苦恋》的禁与放、“七一讲话”风波等。

  文化文艺界一方面的领军人物由周扬、张光年、夏衍、陈荒煤、赵寻为主,另一方面由周巍峙、魏巍、林默涵、刘白羽、贺敬之为代表。这些既是文化大家又是官场人物几近赤膊上阵,较量的不是谁的创作成就高,而是为政治帮闲。

  周扬的一生可以用“左时可怕右时出奇”来形容。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文化人松软的骨头和多面的人格。

  一贯的丁玲

  丁玲也是老党员,19岁时发表了处女作《梦珂》,24岁完成代表作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,引起文坛的反响,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《在黑暗中》。

 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担任左联党团书记。1936年奔赴陕北,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。在苏区历任“中国文艺协会”主任、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、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。1948年)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(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)。

  全国解放后,丁玲担任了中宣部文艺处长。1955年和1957年,两次被划为“反党小集团”、右派分子,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劳动12年。

  文革后虽然平反,却没有像比她资格小的周扬那样得到重用,连个文联副主席都没有挂上。

  丁玲被平反后专注于创作。她创作的《魍魉世界》回忆了自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并囚禁于南京的经过,人们从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特殊时代的腥风血雨,也能够聆听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正气歌。她反映文革的作品《风雪人间》和《牛棚小品》与一般的“伤痕文学”不同,没有怨天忧人的悲切,而且塑造了一个倔强的灵魂。

  一生充满了传奇与坎坷的丁玲有许多冤可诉,然而她却把这一切都当作人生经历的必然。尤其是平反后,她没有像许多人那样通过控诉来证明自己的正确,而是把自己的遭遇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看,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坚守。

  1981年9月出访美国时,有人提出她在文革时下放养鸡的事。她的回答是:“养鸡也很有趣味,在生产队为国家包养几百只鸡也很有意思,孩子、病人、太太们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鸡蛋嘛!”她对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被罚养鸡很淡然,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阔夫人的养狗生活却看不惯。

  在丁玲看来,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比,个人总是渺小的,作家应该抛弃个人的痛苦哀怨,用作品激发民众的热情,一起投入四化建设。

  丁玲认为“一个大的运动,一个大革命的进程中,总会有某些人吃了一点苦头,某些人沾了一点便宜”,“把这些作为革命,特别是革命前进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去看,就没有什么愤愤不平,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。”、 “不能只看到个人有伤,难道党没有伤?国家没有伤?……住房破了、漏了,你不去补漏,还要去戳,不是漏洞更大了么?”

  其实丁玲最该控诉的是自己在反右中的被整,这种被整既有政治因素也有个人恩怨。而且最该恨的是周扬,然而她在美国有人问她“周扬是怎么整她的时候”,丁玲却说“没有这么一回事儿”。

  她认为这是我们党内的问题,不能让美国人看笑话。

  不给祖国抹黑,不给“敌对势力”提供可乘之机,是丁玲的人格和组织原则的表现。

  丁玲晚年曾说道::“我不管它‘左’还是右,我也不晓得什么叫‘左’和右,我只晓得现在骂我‘左’的人,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!”

  正因为此,很多人称她是“革命作家丁玲”。

  丁玲不需要像巴金那样检讨“我对自己的表演,感到恶心,也感到羞耻” ,也不用像周扬那样逢会必道歉。因为她坦坦荡荡的做人做事,对得起自己也对的起一生奉献的事业。

  丁玲与周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。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界的翘楚,都有自己的政治选择和价值观。他们的浮沉既有政治和社会因素,又有人格力量所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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